首届“全球中国对话”活动报导

首届“全球中国对话”于2014年12月17日在伦敦伦敦金融城心脏地带的资本俱乐部(London Capital Club)举行,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常向群教授主持了这一活动(左图)。首届全球中国对话的主题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比较。该活动是由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CCPN Global)和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YES Global)联合主办,并得到国内外多家单位的赞助,来自学术界、智库和企业的40余人应邀参加了开坛仪式(右图)。

首届“全球中国对话”的专家学者小组由7人组成,他们是(中图自左至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著名中国专家王斯福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教授,欧洲改革中心 主任查尔斯•格兰特先生,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郭凤志教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文化处公使衔参赞项晓炜先生,英籍华人作家、记者,慈善机构“母爱桥”创办者薛欣然女士,以及青年企业家协会 会长,英国UVIC集团总裁郝斐先生。

项晓炜公参(右)在开幕词中说,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英国的时候,英中双方同意举办中英文化交流年。根据双方协议,上半年英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季,下半年中国在英国举办文化季,其活动的特点是创造性。英国学术界希望我们能够深化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鼓励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自由交流提供平台。今年是中国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60周年,他不仅将许多英国社会科学著作及观念介绍到中国,还发起了现代化的运动,因此,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并将中国现代化运动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做一比较,将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和很多学术领域的有影响力学者合作,我们希望明年10月能够在伦敦举办以中国与全球现代化问题比较研究为主题的论坛。

接着学者专家们分别从全球、欧洲、中国、民间和企业家视野谈了他们的看法。马丁·阿尔布劳教授(左一)首先从欧洲现代化概念的起源加以回应,他说,历史上“现代”的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到18世纪变得更重要了,当时东西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传教士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并而将中国伦理学等介绍到西方国家。其实,“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无关,“现代的”的意思就是“合理的”、“理性的”,是人类寻找共同的人道(common humanity),它是我们当下全球治理的基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最年轻的贡献者,中华文明正在摆脱西方的阴影,一起加入到人类的文明进程之中,共建一个普遍的全球化人类社会。查尔斯·格兰特先生 (左二)首先坦诚地指出,虽然全球治理是一个好主意,即世界各国间的关系是按照谈判和法规规矩处理的,但是目前其况状并不好,他列举了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安理会、北约等国际组织,认为他们都是“清谈俱乐部”。他说,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作了比较,注意到中国想遵守全球治理的经济机构,例如,它很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参与成员,并对全球安全治理采取谨慎的态度。郭凤志教授(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内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目标,对外要解决在世界比较中我们相对落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己经置于全球化背景中,一切发展问题只能在全球背景下去思考,发展能力和发展质量也只能在世界比较中得到评价。薛欣然女士(右二)通过对她在英国BBC和《卫报》以及创办“母爱桥”所扮演的作家、记者和志愿者的角色,以及在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体验,就中国与英与世界国家的差异提出了三个问题:(1)“先理解再思考,还是先思考再理解”;(2)“人类历史及其秩序的根基和型塑是家庭还是宗教?”(3) “全球化还是英语国家化?“ 她从家庭到社会举例说明每个国家和社会有自己的优秀的价值观,并借此机会发文,世界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学到多少?郝斐先生(右一)也讲了三点,他首先倒过来说作为华人企业家,他向英国企业家学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精神,不是简单的纳税、雇员等,而是其组成和内涵,认为这是企业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增加品牌认可和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然后,他通过中国与欧洲的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的比较,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远远优于欧洲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有努力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活力;最后,他通过中国与英国的语言习惯和教育体制的比较指出差异的存在,提出,”让我们在一起,求同存异“。

之后,王斯福教授(左)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对上述嘉宾的发言依次作了点评,认为在马丁提出的莱布尼兹的例子上还可以加上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观点以及18世纪一批提倡全球话语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家及理性主义者的观点,需要把这些理性主义与查尔斯提出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即探讨如何帮助这些清谈俱乐部式的全球组织进行改革的问题。郭教授和项先生都把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指出薛欣然女士对中国和英国家庭的比较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王斯福认为郝先生的讨论充满活力,欣赏他的”让我们在一起,求同存异“的观点,并对此加以拓展。认为我们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研究要基于实证研究,得到关于其他国家的证据的唯一方法就是试图质疑欧洲中心主义,在作出“你和我不一样”的假设时,要敞开自己来接受他者不同方面的冲击,正如费孝通在作少数民族研究时最大的体会是受到不同的差异的冲击。当我们在讲全球治理时,不是提倡大家都一样,而是要互相倾听,互相了解并接受对方的不同,这是我自己对全球治理的理想主义的观点。

王斯福重点谈了他对现代化的看法,认为事实上没有一种现代化的定义。现代化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包括军事化和安全问题,是工业化进程,是福利制度,是市场化,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不仅在在欧洲,也在中国,还有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关系,以及不同种类的爱国主义,如目前在英国奈杰尔·法拉奇在利用爱国主义,应该说爱国主义也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上述问题可以一个一个地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比较,如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爱国主义作比较研究也很有意义,还有城市化问题,全球货币与地方价值转化的问题,以及关于国家与社会福利民营化的过程,中国在打造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的民营化路径,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最后,王斯福回答了欣然的世界向中国学习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就现代化而言,欧洲正通过北京共识中涉及的很多问题研究中国经验,他还结合项公参提到的严复将现代化和社会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问题,与欧洲翻译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了对比,认为从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以后,到了19世纪,许多欧洲人通过阅读理雅各用英文翻译的儒家和道家经典,都成为佛教徒或道教徒,包括他本人也是通过对中国的诗歌和文学的学习,走上了毕生都从事中国研究之路的。

在对话活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专家学者之间对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讨论,如常向群教授介绍了中国与英国的家庭作经验的比较研究的案例的结果,并公布了现场田野调查结果:两位女学者缺席的原因均与帮助儿媳妇生产有关,说明英国母亲或祖母通常是把孩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在对话环节开始后,与会者提出了一系列感兴趣的问题,如:中国人口老龄化之后,中国从欧洲和西方的社会福利能学到什么?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到英国来创业?在全球很多地方出现反全球化的运动中,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现代化的新观点,根据我对中国所做的发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什么那些观点对中国主流现代化观点没什么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要重视什么亚洲或中国价值,什么亚洲价值会使中国现代化放弃西方化的过程?中国不仅与西欧不同,与东欧也有很多差异,如我们说长期是四、五年,中国是上百年,在时期的长度的理解上差距非常之大,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如何寻找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上的同步,对这样的全球问题如何理解?

在嘉宾与参与者互动之后,马丁·阿尔布劳教授的一席话对本次对话活动作了点睛之笔,他说,从阐释社会学角度看,研究“他者”的过程是另人沮丧的,我们没办法完全相互了解,人们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一种外语,其实,也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母语,正如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别人或家人,在已有的基础上,尽量完善全球治理,尽量合作吧!

最后,与会者和嘉宾进一步交谈。

让我们记住我们曾经参与了首届“全球中国对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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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可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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